项老师与胡老师的对论，让我想起博登海默的法理学和鲁迅先生的名篇 拿来主义。
追本溯源
法律本身所要维护的是什么？
博登海默给了最简洁的回答：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。
秩序——让社会有章可循，让人们知道什么能做、什么不能做。没有秩序，就是霍布斯说的“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”，谁也活不好。
正义——让规则本身合理，让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。自由、平等、安全、公共福利，这些价值要在法律里找到平衡。
“有关这些价值的重要性序列可能会因时因地而不同”，这取决于一个社会是原始的、封建的、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。
所以法律要维护的，不是一个固定答案，是一个动态平衡——在秩序和正义之间，在不同的价值诉求之间，在权力和权利之间，找到那个“切实可行的综合体”。
鲁迅当年写《拿来主义》
1934年，鲁迅写《拿来主义》
“我们要运用脑髓，放出眼光，自己来拿！”
他举了个例子：一个穷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，怎么办？如果因为害怕这东西是旧的、是坏的，就不敢进门，那是“孱头”；如果放一把火烧光，那是“昏蛋”；如果欣欣然接受一切，连鸦片也吞下去，那是“废物”。
正确的做法是：“或使用，或存放，或毁灭。” 鱼翅，吃掉；鸦片，送到药房去治病；烟枪和姨太太，请她们各自走散。
鲁迅的“拿来主义”，核心就三句话：
“我们要运用脑髓，放出眼光，自己来拿”——不是被动的“送来”，是主动的“拿来”。
“要沉着，勇猛，有辨别，不自私”——要有自己的判断力。
“没有拿来的，人不能自成为新人，没有拿来的，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”——这是最狠的：你不拿，你就永远长不大。
如果用鲁迅的眼光看项老师言论，大概会说：这是“昏蛋”的逻辑。
鲁迅说“怕被污染所以不敢进门”是孱头，“一把火烧光”是昏蛋。项老师的“清理论”，不就是要把那些“家人在外、利益在外、经费在外”的人全都清出去吗？这不就是“放一把火烧光”吗？
他根本不问：那些人拿来的东西里，有没有“鱼翅”？有没有可以“送到药房去治病”的东西？他只看“来源”，不看“价值”；只看“身份”，不看“内容”。
鲁迅当年写这些话的时候，一定也遇到过类似的人——那些“一听外国就摇头，一听留学就撇嘴”的人。他懒得和他们辩论，只用那个“穷青年得宅子”的比喻，就把他们的逻辑拆穿了。
法律要维护的是秩序与正义，而不是“谁的家属在国内”。一个法学家，不管他家人在哪、经费从哪来，只要他研究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好的法治，就该“或使用，或存放”。这是鲁迅说的“有辨别”。
那种“一看家人在外就认定立场”的逻辑，是鲁迅笔下最瞧不起的“昏蛋”——连门都不敢进，就想放火烧光。真正的自信，是“运用脑髓，放出眼光，自己来拿”。
法学界都是本土的人就安全了吗？
纳粹德国有最“纯正”的血统，有最“本土”的法学家，有最“干净”的经费来源，但那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法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套法律放弃了正义的追求，变成了权力的工具。所以，“家属在不在外”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：你研究的那套东西，是让人更自由、更平等、更安全，还是让人更听话、更卑微、更恐惧。
真正好的东西，不怕“拿来”。真正自信的人，不怕“辨别”。
那些喊着“清理”的人，不是自信，是害怕。怕什么？怕自己那套东西，经不起比较。